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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司法解释（四）》（2017）第七条和第十条的规定，股东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法院对股东诉讼请求予以支持的，应当在判决中明确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时间、地点和特定文件材料的名录。

对于公司特定文件材料，可以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指《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九十七条所列举文件范围内的某些特定文件；二是指由股东根据查阅目的或者需要指定的特定文件，即可以超越公司法条文所列的文件另行指定特定的文件，如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某些合同和合作协议、公司的某些内部档案等。

朱锦清认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一种理解上正确的，现有判决都采取了第一种理解。

鉴于《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和第九十七条对查阅的材料作了明确规定，如果是第一种理解的话，《公司法司法解释（四）》似乎没有创造一个“公司特定文件材料”这样一个概念的意义，除非其目的是为了扰乱视听。

崔世荣与南通恒诚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2014]通中商终字第0105号）、北京太运大厦有限公司与太平洋控股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2018]京02民终6145号）、李淑君、吴湘、孙杰、王国兴诉佳德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案，法院判决超出了《公司法》规定的股东查阅范围，这些超出范围的资料，应当定义为《公司法司法解释（四）》规定的“公司特定文件材料”。

已有判例支持了哪一种观点，我们可以作一下归纳和总结。判例有的是《公司法司法解释（四）》出台之前的，因为司法解释包含着对审判实践的总结，尽管之后判例的说服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