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对流传甚广的“阿卡西乌分裂”的错误定义正本清源。

1054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时期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宗主教实为米哈伊尔一世（1043—1058年在任），而非阿卡西乌。

因此，“1054年的正式分裂多与当时的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西乌相关”。

(资料图片)

这一说法与历史事实完全不符。

所谓的“阿卡西乌分裂”是指5世纪晚期由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西乌（471—489年在任）引起的一次基督教会内部的重大冲突。

这次冲突的最终结果是激化了君士坦丁堡教会与罗马教会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基督教历史上东西教会的第一次重大冲突。从这一角度来说，阿卡西乌分裂为二者在1054年最终分道扬镳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阿卡西乌分裂”产生的导火索是5世纪基督教会内部产生的一次重大神学冲突———基督一性论争端。基督一性论的神学思想产生于5世纪早期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

至40年代中期由神学家尤提克斯正式将这一思想系统阐述成型，即基督在最初有神人两性，但是在道成肉身之后人性为神性所融合，因此基督最终只有神性一性。

这一“离经叛道”的神学解释很快在基督教会内部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支持基督有神人两性的君士坦丁堡和罗马教会尤其反对这一理论。448年，基督一性论在第二次以弗所基督教会议上被定为正统教义。

这一决定引发了基督教会内部的严重分歧。451年，新任拜占廷皇帝马西安于在卡尔西顿召开了第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会议经过激烈的讨论后，最终在皇帝的支持下将基督一性论思想斥为异端。

《卡尔西顿信经》严厉地驳斥了基督一性论思想，但是并没有解决宗教上的争论，反而进一步激化了亚历山大里亚教会和埃及一性论信徒与拜占廷中央政府的矛盾，进而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冲突。

457年马西安皇帝去世后，亚历山大里亚再次爆发暴动，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支持《卡尔西顿信经》的时任主教普罗特里乌斯被民众杀死，尸体游街示众后被烧为灰烬。

一位教士记录了当时的混乱状况：“亚历山大里亚以及全埃及人民都陷入一种离奇的疯狂之中，全都失去说话和理解事物的能力，一律只能像狗一样狂吠，用自己的牙齿撕咬他们手上和胳膊上的鲜肉。”

这一由宗教争端引发的社会混乱引起了拜占廷帝国上层诸多有识之士的担忧，从卡尔西顿会议结束后，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弥合正统派与一性论派歧见的办法，而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西乌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

在他的授意下，君士坦丁堡教会逐渐调整了对支持基督一性论信仰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敌对的态度，并在皇帝的支持下有计划地改善了双方的关系。

而482年的《联合诏令》。这一诏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东西教会之间紧张的对立局面。在此之后，双方争论不断，甚至以开除教籍作为惩罚对方的手段。

这即是在基督教会史中被称作“阿卡西乌分裂”的重大冲突。“阿卡西乌分裂”事件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隔膜逐渐加深。罗马教会自此逐渐倾向于脱离拜占廷政权的控制，并最终走上了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为1054年罗马公教会和希腊正教会的正式分裂埋下了伏笔。

不难看出，所谓“阿卡西乌分裂”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由教义问题所引发的分歧。因此，究其分裂的原因，首先需要探寻两大教会不同的宗教传统。

君士坦丁堡所在的东地中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地中海世界文化的中心，因此，当基督教在该地区传播时不得不和当地的文化思想有所融合。

基督教早期两个重要的学派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学派就是基督教与埃及和叙利亚地区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基督一性论否定基督人性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根源于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一个传统的观念，即“只有神才能施行拯救，而耶稣人性方面的优点无法战胜死亡和罪恶的力量。

这种思辨的传统非常深入人心，尤其得到了东部教会精英分子的支持。例如6世纪最杰出的基督教会史家埃瓦格里乌斯虽然在教会中拥有较高的身份，同时本人也是卡尔西顿正统派基督徒，但是在谈及所谓的基督教“异端”教义时，依然给予了充分的理解。

与东地中海世界的教会精英相比，以罗马为代表的西部教会在教义上一直持保守态度。比起东方的神学家，西方的教父们大多不热衷于神学思想的创新，而更愿意扮演正统教义捍卫者的角色。罗马教会尤其反对任意对教义进行革新。

东西教会这种对待教义革新泾渭分明的态度实际上是东西地中海世界民众从本地区文化传统出发，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不同理解。二者之间，尤其是教会精英格格不入的思维模式促使了分裂的产生。

然而，仅仅从神学本身理解这一问题有其局限性。如果只是神学上的差异，我们便无法解释为何4世纪早期的某些重大神学争端没有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产生如此剧烈的冲突。

事实上，在宗教传统背后，“阿卡西乌分裂”的产生还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原因，即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争夺基督教最高领导权的斗争。

基督教在地中海世界开始传播后，罗马凭借其使徒教会的身份和悠久的传统在基督教世界获得了首屈一指的地位。与此相对的是，君士坦丁堡教会最初只是色雷斯地区的一个小教区，影响力十分有限。

然而，随着拜占廷帝国将首都定于君士坦丁堡，它在基督教会中的地位也节节高升。381年的第二次基督教大公会议通过的第3条教规宣布：“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仅次于罗马，因为君士坦丁堡就是新罗马。”

451年的卡尔西顿基督教大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地位再一次得到肯定，并明确了其对希腊部分地区、色雷斯、黑海地区和小亚细亚大部拥有管辖权，由此，君士坦丁堡大教长获得了在东地中海地区基督教世界首屈一指的领袖地位。

显而易见，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飞速的攀升是对罗马教会的挑战。尤其是卡尔西顿会议给予君士坦丁堡教区与罗马平等的地位让罗马宗主教利奥极为不满。

他严词批驳：这一决定是与教父们的教规相矛盾的，是对抗圣灵的地位和古典、传统的表现……即使君士坦丁堡是皇帝所在的城市，它也不是使徒教会，它甚至连都主教区都不配。

面对罗马教会的强硬态度，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毫不示弱。在卡尔西顿会议后，君士坦丁堡极力维护自身在东部教会中的领导地位。在对教义的解释权上，上文提到的颁布调和卡尔西顿派和基督一性论派的宗教法规即是典型例证。

除此之外，君士坦丁堡主教还加大对所辖教区的控制和管理，尤其反对罗马教会干涉东部教会事务，甚至当拜占廷皇帝巴西里斯库一度做出对罗马教会有利的决定。

就在这一系列斗争后不久，阿卡西乌与罗马宗主教菲利克斯的冲突正式爆发。由此可见，所谓的“阿卡西乌分裂”不仅仅体现了分别以君士坦丁堡和罗马为中心的东西地中海世界在宗教理念上的分歧，背后更蕴藏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两大教会争夺基督教会领导权的政治因素，是4-5世纪以来双方在宗教和政治领域诸多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

东西部教会在中古早期爆发了一场重大分歧“阿卡西乌分裂”。这一分歧无疑带来了分裂的后果。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的层面“阿卡西乌分裂”直接造成了基督教会内部，尤其是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分裂。

通过本文第一节的论述，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直到1054年，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的关系方才正式破裂，但是“阿卡西乌分裂”事件后，“普世的”罗马教会和“正统的”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分歧日益严重。

双方不只在神学观点上难以调和，同时也围绕教会事务主导权的问题争论不休，君士坦丁堡教会不再唯罗马教会马首是瞻，与此同时，君士坦丁堡教会也无力干涉西部教会事务，只是在皇帝的协助下取得了某些原属罗马所辖的东部教区，如塞萨洛尼基的控制权，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东地中海世界最有权力的宗教领袖。分裂的苗头业已形成。

更有甚者，“阿卡西乌分裂”更在整个基督教会内部造成了思想上的冲击与混乱。在基督一性论争端爆发之后，教会内部出现了泾渭分明两个神学派别，即支持基督有不可分割神人两性的卡尔西顿正统派和认为基督只有神性一性的基督一性论派。

随着双方冲突的不断加剧，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卡西乌建议皇帝颁布了《联合诏令》，通过模糊基督性质这一焦点争论来调和双方之间的矛盾，应该说这一办法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东地中海地区激烈的宗教冲突。

但是，随着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公然决裂，形势再次变得错综复杂。除了依然存在的“一性”和“两性”之争外，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基督教会又陷入另一场“罗马”和“君士坦丁堡”的选择之中，从而造成了更大的混乱。

这场“一性”或“两性”、“罗马”或“君士坦丁堡”以及“和解”或“不和解”的混乱斗争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成为之后近两百年中困扰拜占廷统治者和基督教会领袖的重大问题。

综上所述，所谓的“阿卡西乌分裂”与广为流传的定义大相径庭。它与1054年基督教第一次大分裂是两个不同的历史事件，但是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对于这场事件的普遍误解也进一步证明了该领域研究的相对薄弱，从而对中古早期欧洲和基督教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1】《卡尔西顿信经》最完整的版本见于6世纪叙利亚历史学家埃瓦格里乌斯的名著《教会史》。

【2】［英］吉本著，黄宜思和黄雨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72-273页。

【3】可参见拙作《拜占廷帝国〈联合诏令〉出台的政治原因初探》相关内容，《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第57-61页。